总论
日渐繁荣的殖民地贸易,使希腊转向了商业性农业。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在一个土地时常匮乏的时代,自耕农和农业生产者更难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被迫向那些贵族地主借贷,因为后者依然还有多余的财富可放贷;而货币的发明使借贷更为容易。倘若借款人无法履行应承担的义务,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及其财产就会落到放贷人的手里。自耕农不得不抵押自己的土地,而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则不得不拿自己和孩子的人身自由作为抵押品,甚至被卖到海外。债主因此捞取了大量不义之财。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民众吵着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
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让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与此同时,军事改革也大大加强了这一趋势。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步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公元前7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的人。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这一时期的雅典
雅典是阿提卡的主要城市。阿提卡是一块三角形的平原,面积约为2330平方千米。平原被几个小山丘分割开来,两面临山,一面靠海。雅典卫城,或称“高丘之城”,是雅典的要塞,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堡,高高耸立,海拔约有150米高。
雅典人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叫作爱奥尼亚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住在希腊。公元前2000年末期,在传统上认为的特洛伊城沦陷后不久,另一个叫作多里安的民族从北方迁移至此,在希腊定居下来。他们讲希腊语,但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俗和方言。迫于这些外来者的压力,一些爱奥尼亚人移民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定居。
雅典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雅典后来朝着愈益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
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削弱贵族最高法院的权力。设立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因为陪审法庭赋予了公民对政府执行机构的控制权。
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在社会、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正是因为他,雅典成了一个日益繁荣、不断进步、秩序井然、重视社会正义的城邦国家。但是他想要缓和政治对立的意图并没有实现。世袭贵族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们失去了许多财富、声望和权力。梭伦改革之后的30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
在这种情况下,约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城市失业者,大大消除了穷人的不满。他在城邦中心建立了集会广场,让民众参与政治讨论,表面上赋予人民以权利。
庇西特拉图死后,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他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这是世界上首个全面民主制度的样板,在随后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蓬勃发展。他还创立了“陶片放逐法”,公民大会每年投票一次,流放一位政界要员,流放期限为十年。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
克利斯梯尼时期的民主不是现代社会那种代议制民主,这是一种直接的、极端的民主思想,它把绝大多数公民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召集到一个地方,通过辩论的方式来批准立法。这一最为完善、最为健全的直接民主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激发了雅典人民的热情,为随之而来的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斯巴达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雅典人思想开明,乐于变化,而斯巴达人则害怕并拒绝改变。
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斯巴达既不是一个镇,更不能称为城邦,只是四个村庄的杂乱组合。
斯巴达的孩子被当作城邦的财产,不属于父母。他们一出生就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任何体弱多病和残疾的婴儿,都会被丢到峡谷中等待死亡。到了七岁,男孩子交由国家负责,编入各个军队接受作战训练。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成为更强大的战士”。
斯巴达人生活单纯,安于贫穷,军事高效,自制力很强。
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转变成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才能让被被征服者永远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巴达的男性公民被训练成最好的士兵。
斯巴达的政治基础是公民大会,公民有权通过法案、选举官员和制定政策。公民大会由长老会议和斯巴达的两位国王来领导。行政权力掌握在五监察官手中。他们由公民大会任命,任职一年,不能重复当选。他们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享有司法权、任免权,主持公民大会并实施会议的决定。在军事上,国王的权威依然是至高无上的,在战场上享有绝对的权力。作为宗教领袖,两位国王负责协调与诸神的关系。
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实力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在被希腊人认可其优势地位之后,对更广泛的希腊世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野心。斯巴达不喜欢被外界打扰,但是它的利益在未来年月中将受到与其完全不同的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善于变通和创新的雅典城邦。
这一时期的波斯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正是依循这样的兴衰铁律而成为东方世界的霸主。
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是古亚述人的居住地,新亚述帝国的首都,曾霸居世界最大城市五十年,直到公元前612年被它的附庸国巴比伦、米底亚和卡尔迪亚等组成的联军吞并。)的领主们将古巴比伦的当权派拉下马,随后就倒在了米底亚君主和他强大的部族统治之下。而米底亚人随即又发现自己的主子正面临更强大的后继者——波斯王居鲁士二世(也称居鲁士大帝,曾经吞并古米底亚、吕底亚和巴比伦三个王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波斯帝国。今天,伊朗人尊称他为“国父”。)。
其中吕底亚土地肥沃,附近的海岸线上有多个爱奥尼亚希腊人的城邦,他们是希腊世界和东方王国之间的界线。
此时居鲁士统治下的波斯人控制着一个辽阔的帝国,从小亚细亚西海岸爱奥尼亚希腊城邦一直延伸到波斯。居鲁士所创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独裁专制的。他被称为居鲁士大帝,辉煌一生,神圣而庄严。他执行神赋予的权力,并对神负责。
阿契美尼德王朝崇尚扩张。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王位,公元前525年,他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发动进攻。冈比西斯获胜,宣布自己为法老。
大流士是继冈比西斯之后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他强力而高效,赢得了“大帝”的称号。
与雅典和斯巴达等独立小国相比,波斯帝国如同患有象皮病的病人。希腊人则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在希腊大陆,还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或爱奥尼亚的希腊殖民地,最好的政治结构是城邦,即拥有独立国家所有职能的小型自治城市。市民都能高效地参与管理,是利益相关者。他们觉得自己要比受到专制君主压迫的人更有优越感。希腊人认为不关心政治的人不配做城邦的公民。希腊部落具有强大的独立性,但缺乏政治合作;而亚洲集权在铁腕统治下仅靠人力就可实现辉煌战果,取得卓越功绩。
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的扩张还在继续。波斯已经控制了亚洲沿海的众多城邦。总有一天,波斯大帝会朝希腊的方向投去贪婪的目光。
参考资料:
《雅典的胜利》 【英】 安东尼.艾福瑞特
《希腊精神》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全球通史》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希波战争》 【英】考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