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浏览一份英国《金融时报》，你都会看到很多身着正装的男人。这种现象有其原因：在全球大企业的董事会中，男性的数量远多于女性。人们对此有着种种解释，从政治正确（女人受到了父权制的压迫）到男性至上观点（ 女人干不了这种工作）。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难，但经济学家们津津有味地加以研究，正找出相关证据，来支持几乎所有的成见。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考察以男性为主的一些美国一流乐团对新成员进行匿名试听时的情况。戈尔丁和劳斯发现，匿名试听对于纠正音乐家性别失衡问题大有裨益。也许这是因为那些新成员毕竟还不是很大牌的音乐家吧。

　　对于男性在董事会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其它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妇女可能会回避激烈竞争，如果被迫参与竞争则会表现得很糟糕。这些研究耐人寻味，但通常都基于人为设定成份相当大的实验或特殊情况，比如网球赛事等。去年4 月，我的同事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曾写道：“男人希望权力足够大，并且牢牢抓住不放；女人不想权力太大，以便可以甩手不干。”对此说法我并不确定，但我肯定可以找出一些支持露西说法的研究。

　　在我看来，对男女工资差距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于孩子问题。弗吉尼亚大学阿玛莉亚·米勒(Amalia Miller)一项出色的研究认为，如果一个20多岁的女人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多等一年，她一生的收入将增长10%，原因既包括更高的工资水平，也包括更长的工作时间。这种效应对职业妇女来说更为明显。

　　这不是一个有关高收入女性决定推迟生育的问题：米勒谨慎地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孕产时间非自愿变更的情况——如流产、怀孕中出现问题和意外怀孕等。

　　经济学家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和克劳迪亚·戈尔丁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口服避孕药的可获得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妇女能够更容易地推迟怀孕，进入了法律、医学和牙科等领域的女性数量大幅上升。

　　现在卡兹、戈尔丁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玛丽安·贝特朗(Marianne Bertrand)进行了一项新研究，研究布斯学院MBA校友的经历。这是一群雄心勃勃的人，未来的CEO们将从中产生。此项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可获得的数据非常详细：他们就读MBA课程前的经历，他们的课程和成绩，之后的职业发展，以及他们成家的时间。女性的成绩的确要差一些，并回避金融方面的核心课程，但这其中的差异很小。更重要的是生孩子时的情况怎样。如果只看晋升和收入水平，无子女的女性几乎和男性没有区别。但有了孩子之后，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职业中断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贝特朗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新妈妈们从投资银行或咨询行业的快车道跳出，其潜在收入降幅约为40%。而且，这些女性中很多人嫁给了非常富有的男性，然后她们决定完全退出就业市场，这一点也加大了男女之间的差距。